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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

46 王阳明：《答徐成之》，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3册，第843-844,844,844-845,846,847页。儒家的解经学自始至终围绕儒家圣经贤传（如《五经》《四书》及其历代传记注疏等）而展开，尽管今人可以从儒家解经学中提炼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诠释学原则或规则等（这也确实是今人从事儒家解经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因此本文用解经学来指称历史上儒家解经的实践与理论反思。

48 王阳明：《答友人问》，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册，第223页。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儒佛异同则间接地与朱陆之辨相关联，因为朱子攻击陆子以禅学解释儒家经典，正如时人亦以此攻击阳明一样。44 钱德洪：《年谱一》，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4册，第1235页。故阳明又说：心即理也。

君子对待过错，贵在能改。实际上，朱子的解经学也反复强调，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29，这与阳明所谓心上体认似有相通之处。因此，吾人尊崇《六经》不应随文解义，而应当求诸吾心，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诚伪正邪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8。

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23 王阳明：《与王纯甫》，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册，第169页。而当他们实际上出错时，我们不应该出于善意把他们解释成没有错误【51】。41 王阳明：《与辰中诸生》，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册，第156页。

糟粕之喻意在说明，在言与道的关系上，圣人之言只是圣人之道的糟粕，圣人之道的精髓不可言传。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一文中，阳明详细阐发了这一点：经，常道也。

后一句为吕氏引林庆彰语。可以想象，只有那些真正尝试努力去理解他人的人，才有可能正确理解他人的优异或发现他人的缺陷，从而真正做到内在式批判。阳明进而强调心自会判定是非，他遵循孟子哲学，认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心之所发者为意，故诚其意则心自能公是非【48】。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

实际上，阳明对朱子也多有肯定，在《示弟立志说》中，阳明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则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而凡所谓学问之功者，然后可得而讲，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谓考诸古训者，圣贤垂训，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经》、《四书》是已34。【20】朱子先觉、后觉之说，即承认圣、凡有别，凡夫学者须效仿先觉之所为。【22】前问读书不明，阳明告之须先于心体上体认，读书自通。中国儒、释、道三教诠释传统同样源远流长，然而似乎未能发展出成熟的理论化的诠释学。

《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53】先儒之言不能无同异，解释者不必求其同异，但求其是而已。

晦庵之心，以圣贤君子之学期后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礼，是何诬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二十七岁再次遵循朱子读书法，循序渐进，虽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3】。

【15】毫无疑问，在朱子那里，吾人探求道理离不开圣贤之言（圣经）这一作为中介的传承物。且自以为有助于晦庵，而更相倡引，谓之扶持正论。 摘 要：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奠基于他的心即理的哲学观,以及六经乃吾心之记籍的经学观,其解经学反对像朱子那样在解释文义上用功,而代之以在心体上体当,认为凡解书不通只要解心。【36】有趣的是，前函云是朱非陆，天下之论定久矣，此函则云愿二兄息未定之争。《论语·学而》开篇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熹《集注》：学之为言效也。郑德夫先疑惑而后释然于阳明之学非禅学，藉此机缘，他向阳明请益儒释之异。

然而除孟子之外，阳明还深受禅宗的熏染。2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第47页。

56 [美]唐纳德·戴维森著，牟博选编：《真理、意义与方法——戴维森哲学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79页。由此可知，王阳明是在遵循朱子读书法学做圣贤的途中，逐渐意识到朱子学的问题和困境（尽管格竹成疾事件似乎表明他误解并误用了朱子的格物穷理工夫论），然后悟出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哲学宗旨。

实际上，在答徐成之第二书讨论朱、陆同异时，阳明就表达了对朱子的敬重之情，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仆于晦庵亦有罔极之恩，岂欲操戈入室者？【50】又阳明自谓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

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吾于象山之学有同者，非是苟同。3 钱德洪：《年谱一》，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4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26-1229,1234页。

却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若解向里寻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16】。以今观之,王阳明解经学的一些观点也蕴含了戴维森等人所谓善意原则和人性原则。

所以，他强调须于心体上用功，因为《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而心体即所谓道，因此，凡是看书不明，须反身在自家心体上体当。53 王阳明：《答徐成之》，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3册，第847-848页。

对《四书》《五经》尤其是《四书》的如此重视，亦表明其解经学可涵括朱子的解经学，或者说，阳明的解经学是在朱子解经学基础上的更进一解。心之于是非也，与圣人同。

【46】可见，阳明并非刻意求异于朱子，亦非有心苟同于陆子，他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不论异同，但求是非。在以追求义理的广义的宋学范式中，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解经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解经学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将随着论述的展开而明朗化），一如他们之间的哲学理论那样。【30】在他看来，察之于念虑之微，此是在心体上用功。33 王阳明：《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册，第77页。

与言筌之喻相关的是，王阳明认为言语文字对人心天理的表达与传递不可能完全仿真。功夫到后，诵圣贤言语，都一似自己言语。

《庄子·外物》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既然心之本体即天理、心即道，那么读书解经自然不是理解天理（或道理）的必由途径，毋宁说从经书文义上探求道或理，是本末倒置。

尽管论者没有把心学体验诠释学直接等同于狄尔泰的体验诠释学，但此概念难免令人误解。《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